嘉陵江纤夫（国画） 85×231厘米 1946年 李斛 私人收藏

李斛（1919-1975）原名李心源，四川大竹县观音乡人。1942年考入已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且素描功底扎实，得到徐悲鸿的特别赏识。在徐悲鸿的引导下，李斛着重在素描和中国传统笔墨两方面下功夫，比如尝试用水墨临摹油画，探索西画中的素描语言与毛笔、宣纸等中国画工具材料的融合，逐渐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写实性水墨人物画。1946年春，李斛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题词赞叹道：“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

此幅《嘉陵江纤夫》就是李斛个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画面表现的是一群川江纤夫齐心协力拉纤的情景，从画法中可见鲜明的中西融合因素，人物呈现出坚实的立体感，充满了一种“力”的美。

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的这几年，李斛经常带着毛笔和宣纸到重庆嘉陵江边写生，画那些辛勤劳作的纤夫。嘉陵江上，狂风激荡，三五成群的纤夫佝偻着腰、一步紧一步地在江滩上拖拉着沉重的木船逆流而上。这一战时重庆常见的生活景象，以其独特的地方性进入战时文艺创作的视野中。在新诗中，阿垅的《纤夫》（作于1941年）写出了极具生命力的纤夫形象，他们迎着嘉陵江“狂荡”的江水，迎着肆虐“逆吹的风”，“偻伛着腰，匍匐着身躯，坚持而又强进”！他们不再是以往诗歌中那种被动接受命运欺凌和被压榨的对象，而是自然发出一种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力量，虽沉默无言，却洋溢着无可比拟的“强力”。对“力”的颂扬，与战时大后方要求文艺具有坚定抗战意志的政策是一致的。“‘力’是民族的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意志、民族自信等的总和”，这一关于“力”的阐释是战时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作为诗人的阿垅，在嘉陵江纤夫们的身上发现了复兴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作为画家的李斛，则用画笔形塑了这一充满忍耐、沉默和坚韧精神的纤夫群像。《嘉陵江纤夫》选取的是五个纤夫正团结一致、奋力向前迈出坚实脚步的瞬间，他们铜赤的身体与江滩形成四十五度倾斜，甚至是匍匐着、大张着两臂向前硬走，用那最大的力拽引着纤绳在逆风中前进。李斛画笔下的纤夫，简直就像是一座“力”的雕塑，纤夫们负重而坚韧的姿态、沉默而有力的表情，纤绳因纤夫的牵引而绷紧的力量，都激荡着“力”的崇高与伟大。此外，李斛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如此感沛的力量，还与他专注于用中国画表现现实人生的创作取向密切相关。

“五四”以来对中国画无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发难，在抗战救亡的时代背景下自然上升为一种道德责任和民族需求。中国画要怎样才能融入抗战现实，再次成为文艺界所关心和热议的话题。抗战促使国画家不能再沉醉于自娱的狭小圈子里，而必须创作与社会现实、民众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一些山水花鸟画家开始尝试在山水中勾画战士或机群，以其作为中国画表现抗战现实的权宜之计。不过，这类作品却被批评是以“拼凑代替了现实”。在此背景下，徐悲鸿以素描融入笔墨的中国画改良方式，为中国画描写国难现实和民众生活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他的带领下，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们不断探索着以水墨写实人物画法表现抗战大后方的现实生活，从躲避轰炸的逃难民众、运木工人、挑水夫到嘉陵江纤夫等题材，无不证明中国画为国难写真的现实维度。可以说，水墨写实人物画因符合战时文艺宣传政策的要求开始大力发展，花鸟、山水、翎毛等无关社会人生的绘画类型则受到质疑，艺术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也因抗战现实的需求而变得合理化。

李斛作为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最为器重的学生之一，在学生时代就摸索出自己独特的水墨写实人物画法，通过淡化素描、吸收水彩手法，强化中国画线条的造型感和平面感，使得画面呈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这种水墨写实人物画法是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有意识地推行中西融合式教学的产物，其艺术观秉承的是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李斛1946年所创作的《嘉陵江纤夫》，就是这一画法风格的典型运用。画面中的纤夫形象在用线条准确勾勒出形体后，又用墨笔擦染出肌肉骨骼的凹凸起伏感，再辅以微妙的色彩渲染，既不失水墨的韵味，又真实生动地表现出纤夫顽强坚韧的品格。李斛的水墨人物画所具有的独特成就，在于他很自然地把西画造型的解剖、透视、光色等技法因素融合到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中，由此创作出形神兼备而又富于时代性的现代人物。

1946年夏，李斛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1949年9月，李斛的《嘉陵江纤夫》入选全国文代会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得到好评并获奖。1951年徐悲鸿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聘请李斛担任中国画系讲师。在教学之余，李斛接连创作了相当多的水墨人物画作品，如《印度妇女》《侦察》《女民警》《关汉卿画像》等，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迎来了其水墨写实人物画创作的成熟期，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