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福利是指满足动物的基本生理、心理、自然需要，科学合理地对待动物，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动物福利不是把动物的需求置于人类的需求之上，让其享有与人类相近的福利。动物福利主张的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存，即在人类利用和动物需求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动物福利水平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即动物不受饥渴和营养不良的困扰、动物免受环境不适的痛苦、动物不受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动物免于恐惧和悲伤、动物有适当条件自由表达天性。

谈到动物福利时，容易进入两个误区。一是将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混为一谈。二是觉得动物福利与人的福利相冲突，即“人的福利还没有实现，先不用考虑动物福利”。其实这都是对于动物福利基本理念的误解。

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存在本质的区别。动物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动物利用，大多奉行素食主义，不穿戴皮质衣物和饰品，不使用任何含有动物原料的产品或利用动物实验的化妆品等。而动物福利不反对合理地利用动物，但主张在利用的过程中减少动物不必要的痛苦。

动物福利与人的福利并不冲突。“福利”一词在不同语境中指代的意思不同。人的福利通常用于指代基本需求之外的额外的好处和利益；而在动物福利的概念中，如前文所述，动物的福利是指满足动物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非提供额外的享受。二者指代不同，因此并不冲突。保障动物的福利不仅不会影响人的福利，还会极大地促进人类福祉。

一些人以为动物福利是最近才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其实动物福利的理念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动物福利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语述而》中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不用多钩渔具钓鱼，不射杀夜宿的鸟。孔子还将对待动物的态度纳入“仁”的教化之中，用以修炼、提高学生的道德操守，并从中检验学生的德行高尚与否、宽厚与否。孔子的做法，和现代社会通过动物福利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同理心和尊重生命的意识高度一致。

《孟子·公孙丑上》里面所说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体现了对动物遭受屠杀之前的恐惧、以及被杀戮时的痛苦的“恻隐之心”。孟子描述的这种源于善良的“恻隐之心”，正是今天推动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展人道养殖、人道屠宰的动力。

在《庄子·秋水》中，庄子借海神之口劝诫人们要依照动物的天性来驯养动物，而不要采用“落马首（在马头上套笼子），穿牛鼻（用绳子穿过牛鼻子）”等不人道的做法来控制动物。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鸟》这首诗里写道：“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植根于中国民间的善待动物的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善待生命与动物福利也再次被提出。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鉴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缺陷，提出绿色生活方式作为对治措施，他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生态性质的。儒家对于动物、植物、土地、山脉、河流都有系统的生态性认识，提出了“仁，爱人以及物”、“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至于土”、“恩至于水”、“德及深泉”、仁为“天地生物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命题；大同社会也包含生态维度。这些都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有益滋养 。

2017年10月，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在杭州召开的世界农场福利大会上发言时说：“促进动物福利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促进动物福利成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选择，成为保障食品安全和健康消费的一项重要措施，更是现代社会人文关怀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 。”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农业部首席兽医官贾幼陵也多次提到：“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在动物福利方面掌握话语权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在动物福利方面在国际上做出积极贡献，体现文明大国的形象，同时也需要学习和研究动物福利，在一些贸易和外交话题上掌握主动。”

由此可见，“将动物福利看作是外国的专利、舶来品”，“认为动物福利是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这类看法是对动物福利这个概念的误读。动物福利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待动物的思想高度一致，与现今社会主流思想高度一致。倡导动物福利不仅不是崇洋媚外，而且还是对中国优良传统的尊重和继承。

2004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动物福利指导原则纳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该原则强调保障动物福利是兽医的基本职责和任务，要求各成员国执行法典的动物福利标准。良好的动物福利，对促进我国畜牧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畜牧业整体生产水平，有效控制预防动物疫病，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动物福利和人类的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例如，严重违背动物福利的非人道养殖场往往将大量动物圈养在拥挤、肮脏和狭小的空间，动物不仅遭受恶劣环境的折磨，而且极易患病和死亡。而农场主为了让饲养在恶劣条件下的动物生存下去并迅速增重，也会给动物大量服用抗生素、抗菌药及各种激素类药物。这种低效率、非人道的养殖方式不仅让动物承受了巨大痛苦，生产的肉、蛋、奶等动物源性食品也会因为兽药残留、细菌耐药性等问题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健康。

而按照动物福利标准饲养动物，让动物免于不必要的痛苦。把动物养得健康，动物生产的食品对消费者也就安全。动物福利所提倡的人道屠宰，不仅极大地减轻动物遭受屠宰时的痛苦，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动物在极端恐惧的应急状态下分泌的肾上腺素等分泌物留存在肌肉中而对食用者的影响。

其次，动物福利和公众健康密切相关。拥挤和恶劣的养殖环境会降低动物的免疫力，容易导致人畜共患病的病毒大规模增殖、重组变异和扩散，再加上不规范的运输和屠宰等问题，会加速疾病的传播。比如禽流感、口蹄疫、狂犬病等的爆发都与动物福利的缺失有关系。还有一些严重违反动物伦理的养殖方式，比如在食草动物的饲料中加入动物源性物质，甚至让动物同类相食等做法，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疯牛病的诱因就是在牛的饲料中掺入了废弃的牛内脏和牛骨加工后的饲料成分。这个严重违背动物伦理所导致的惨痛教训，不仅促使欧洲进一步重视动物福利，而且还把它和动物伦理结合起来。

第三，动物福利与环境保护也有关系。动物福利水平低下的养殖企业，往往不注重养殖环境的管理，不仅让动物遭受极大的痛苦，而且也会在卫生、排污等方面污染周围的环境，包括空气、水体等。重视农场动物福利，保障良好的养殖环境，对动物、从业人员的健康和周围环境的保护都有积极作用。

第四， 动物福利有利于出口贸易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动物源性产品生产国，产能过剩已经初见端倪。但从最近几年的进出口情况来看，中国的动物源性产品出口量却微乎其微，而且还在不断萎缩。这与我国动物生产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动物福利标准的缺失，导致我国的养殖标准和国际不接轨。

中国完全可以从提高动物福利标准入手，扩大动物及其产品的出口，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少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经验。比如，畜牧业大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制定了较高的动物福利标准来为其产品出口保驾护航。最近的一个例子更是引人注目，因考虑到牛羊在长途海运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和可能在进口国遭受非人道屠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取消了许多活畜出口订单，改为人道屠宰后出口肉制品。此举不但没有使其出口受到影响，反而因其对动物福利的重视而使其产品更受欢迎。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福利养殖”和“散养”不是同一个概念，福利养殖不一定非得散养，而散养也不一定是福利养殖。如果把农场动物粗放在野外没有很好的圈舍和饲喂，风吹雨淋，蚊虫叮咬，饥一顿饱一顿，那谈不上动物福利。集中饲养，如果规模和密度适当，圈舍干净舒适，饲喂合理，动物能够表达基本的自然行为，那也是可以实现福利养殖的。福利养殖本质上是一种承认动物是有感知力的生命、关注动物基本需求的养殖理念，它不代表传统的、甚至回归原始的养殖方式，恰恰相反，现代农业养殖技术能够更好地为动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有助于实现福利养殖。比如没有土地和粮食资源优势的丹麦，依靠其较高的动物福利标准和科技的辅佐一举成为公认的“养猪王国”。其优质的猪肉产品不仅让国民受益，而且还大量出口。目前丹麦的猪肉产品80% 供出口，占了全球猪肉出口份额的30%，占其国家出口额的7%。

为了让自己的国民吃上“放心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运用动物福利条款限制或禁止从某些国家进口肉源性产品，设置“动物福利壁垒”，这是中国虽然是肉制品产量大国，但出口量极低的原因之一。动物福利标准的缺失，不仅使产品难以出口，而且还会动摇国内消费者的信心，经济条件好的消费者不惜高价从国外购买肉源性食品，而国内的养殖业则时不时处于亏损状态。提倡福利养殖可以减少动物的痛苦、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还帮助畜牧业健康发展。

最后，动物福利关系到国家形象。动物福利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象征，如何对待动物是体现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养殖业等相关行业一直忽视动物福利，对虐待动物的极端行为（如虐猫、毒狗等）也缺乏惩处的法律依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形象。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对动物提供必要的保护，不仅可以促进相关行业良性发展，减少社会矛盾，也有助于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作者系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驻中国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