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顶楼望去，是一片湛蓝的大海，水天相接，清清朗朗。我曾不止一次得感到遗憾，当我真正能站立于此处时，余光中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片土地。西子湾畔的中山校园，是先生流连了32年的地方。这一望无际的茫茫，是他与故土之间最远的距离，也蕴养了这位当代著名文学家广阔而丰满的灵魂。

1.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

我们对余光中，从来是不陌生的。虽然相隔两岸，但余光中几十年来与大陆的联系从未中断。1992年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7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吉林大学、东北大学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中小学教材与各种现当代文选中，也皆可见余光中的作品。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导余光中先生，大大提高其知名度。

他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曾说，与故乡相隔的时空，“比屈原更长，比苏武更久”。回首过往台海两岸的冲突与矛盾，余光中先生清癯的面孔中显露出肃然神情，口中倾诉着对和平的渴望。而这一切的希冀，都来自他对过往年岁深刻的记忆与对这方故土深沉的眷恋。

“乡愁”像是一个标签，牢牢地攀附在余光中的生命中。但一个人的一生，一个文学家的作品，又岂能只用一个词语诉说得干净。余光中深重的故乡情结背后，是他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含纳却不忘根本的肃然坚定。他的语句里有着土生土长的古韵悠然和远渡重洋而来的洒脱不羁。余光中本就是个很矛盾的人，治学翻译的一丝不苟，挥毫泼墨的自在飞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贞不渝，吸收西方外来思想的自然开放；言语交谈的诙谐幽默，执笔着墨的一丝不苟。余光中从一开始便是迷人而立体的生命，火热炽烈又雅正自矜。而塑造这一切的，除却他的生命轨迹，也有自己的苦苦追寻。

2. 浪子回头。情深似海。

余光中文风的形成，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时期。他曾在文章中谈到，“少年时代，笔尖所沾，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的也无非是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大陆，去沾汩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余光中诗歌方向的转变，代表着20世纪后半叶台湾文人的集体觉醒——从全面西化走向寻根故土。在50、60年代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体现出了鲜明的西化、自我化、虚幻化的倾向。但是80年代之后，他却意识到无论是人类还是文学作品，都不可抛弃源流。他的诗歌散文开始渗透出对故乡的深情思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呼唤、对乡土文学的赞赏与回归，故而在台湾文坛有“回头浪子”之称。

我们必须关注到这种回归并不只是在于题材的转变和典故的运用，它并不是一种复沓回环，恰恰相反，余光中借助对历史根脉的透视来正视现实。他所回忆的中国，并不仅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地方、哪一样具体的事物，而是一种抽离的意象。余光中眼中手中心中的中国，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一种超脱于时空之上的精神交流。将现代的形式与古代的内容交织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创新形式，只是与古代文豪平等、默契的交流，故而别有一番自在意味。

余光中将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地方做了极为有趣的比喻，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而这样的自我认知，也在他的诗歌与散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大陆宏博深远的积淀，有台湾至情至性的奔涌，也有香港现代知性的矜持，他诚然是个很“中国”的人。他懂中国人的悲哀、憾恨、迷茫与向往，也正因如此，他有他的孤独与彷徨。这世界变化得终究太快，太多人迷失其中，想要寻找出路，却丢了自己。他看得明晰，不抗拒也不阿谀，索性任由岁月自如地逝去，他自在那里，烫一壶时间的酒，守着灵台清明。

3. 众醉我醒。赤子丹心。

在台湾了解到余光中的小故事两则：

其一，余光中与几位友人聊到演讲费，有一位文人说他拿过一个小时一万元，有一位说他拿过两万元，有一位说他拿过三万元，待轮到余光中时，本以为会听到更为惊人的数字，他却淡淡开口：“我拿过一个小时五百元的……”

其二，余光中曾说自己没时间没时间读诗，因为“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

他是一颗赤子之心，至死不渝。其实余光中所面对的困境何其多：一是年少时故土之景历历在目，却成了永远到达不了的彼方；二是台湾工业化进程加快，“人情味”接受着前所未有之考验；三是于台湾、香港之间漂泊不定，一颗心终究是放不稳当；四是文化不断转型，各样光怪陆离层出不穷。他面对现代化的汹涌浪潮，最终选择的不是逃避、不是抨击、不是迎合，而是有原则的呼唤与包容。

他从来不是能安于小我、摒弃俗尘、独善其身的人，与那些高洁凌云的隐士相比，他自有一种拙璞的意蕴。他在《现代诗怎么变？》一文中提到，“不关痛痒的美，终究是颓废的”。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让诗人死死地盯着生活中的鸡零狗碎，抛弃自我。而是意在赋予现代诗一种向外生发的可能性。正如他所说，“大诗人当然不可能‘太上忘情’到泯灭小我的程度，只是在他的作品里，小我的另一端遥接大我，我悲亦即人悲，我笑亦即人笑，我的切身经验亦即众人经验的具体而微”。对于很多现代诗人只抓住个人与人类这极端的两端，而无视社会、民族、国家的状况，余光中感到深深地惋惜。他指出现今许多诗人遭到冷落，恐怕也有这种“病态的远视症”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