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半年，在我离开离退休干部局之前，赶着主编出版了一本《情满江河——记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奉献一生的老同志》的集子。书中选了34位为新中国水利作出奉献的老同志的人生故事。我把写郑守仁院士事迹的《国之重器有巨匠》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我写的《林一山，我敬仰的高山》一文。林一山被毛泽东誉为“长江王”，郑守仁被大家称为“长江之子”。他们两人都在不同时期为三峡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集子于2020年4月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后，本想寄给郑守仁院士一本。由于忙着收拾和腾退办公室，寄书的事便被拖延下来。待到准备寄出时，却传来他溘然长逝的噩耗，令人悲痛不已。这件事也成为我永远难以弥补的憾事。

我与郑守仁相识，是在20年前。那时，我在水利部原人事劳动教育司参与水利系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评审工作。郑守仁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担任着水利部教授级高工评委会的评委。我们大家都叫他郑总。教授级高工每年评审一次。因此，每年评审时我们都能见面，并在一起工作两、三天。那些年，水利系统每年都有一、二百人申报教授级高工，十几个评委分成几个组，每人要看十多份申报人的评审材料。申报人为了能评上教授级高工，每个人恨不得将自己所有主持或参与工程项目的技术报告、发表的论文、获奖证书等全部搜集在一起，好多人的申报材料整成比砖头还厚的几大本，审核起来工作强度很大。郑守仁是评委中唯一的院士，也是评委中年龄最大的。大家对他的意见非常尊重，他对每个人的材料看得格外认真。他白天看一天材料，晚上还要加班看到深夜。只有晚饭后，我才能陪他散步一、二十分钟。我感到他的时间不是以小时计算的，而是以分钟计算的。要知道，当时他已经承担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工作任务很重，压力也很大。我们这项工作给他平添了很大的负担。但他并没有把这项工作看成是额外的事情，而是以及其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记得有一天晚饭后陪他散步时，我看到他疲惫的样子，便对他说：“对不起，郑总，我们这项工作给您添麻烦了！”郑总严肃的说：“千万不能这样说，水利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事业才有保障。” 他说，一个人能力再强，能做的事毕竟是有限的。培养和选拔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是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他说这话时，我看到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透出坚毅和执着。

 

由于郑总常年驻守在三峡工地，为了减少他担任教授级高工评审的负担，节省他的时间，我们将2001年教授级高工的评审地点，选择在了长江委宜昌培训中心。

2001年5月中旬，我与参加教授级高工评审的各位委员们一起来到宜昌，吃住和评审会都安排在培训中心。培训中心和三峡工程临时办公场所相隔很近。郑总当时住在一间十三四平米的小房子里。房子很简陋，一床一桌，便占去大半。屋子里堆满了书籍和资料。记得这一年，水利系统申报教授级高工的人数达到了222人，为教授级高工评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原因是当年中科院宣布取消职称评审，大家担心这次评审可能是最后一次，都要赶最后一班车（后来证明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教授级高工每年都照常进行）。还有不少申报者外语考试期限当年是最后一年，当年若不参评，第二年外语就得重新考试，也赶着趟儿来申报。正因为这两个原因，当年申报者的材料参差不齐，看起来很费劲。

我们将评委分为7个评审小组，每个小组分配30多人的申报材料，本小组的每个评委对每个申报者的材料都要看一遍，然后进行评议。郑总是第三评审小组的组长。尽管在评审前宣布了评审标准，但在评审中，各个评审组还是反映出了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比如，在学历中，工农兵学员如何认定、双专科能否按照本科学历对待问题；在业绩中，国家级奖、省部级奖、各类协会的评奖及本单位获奖的认定和比较、个人在获奖中排名如何把握问题；在经历中，申报人承担的项目、课题的重要程度如何类比问题等等。大家在讨论中看法很不一致，莫衷一是。这些问题如不统一，有一批人就不好评审，把握不好就有失公允。评委中有人提出，学历不硬的不考虑，负责的项目没有获过奖的不考虑，发表论文不够数的不考虑。有些评委并不认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但究竟怎么评判，一时难以定论。

我作为工作人员，坐在现场也很着急，很担心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耽误评审进程，耽误郑总更多的宝贵时间，也影响评委们按时返程。我当时感到，对一个人的准确评价，对一个人能力水平的客观公平地认定，特别是不同人之间能力水平的比较，要做到恰如其分，并非易事。汉魏时期刘邵在《人物志》中，专门论述了对人才评价的《七缪》：“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指出人才评价的七种偏颇，不禁慨叹：“众人之观，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于申压者也。”如何正确评价人才，乃古今难题。

正当我发思古之幽情、叹今古之同符时，只见郑总从座位上缓缓地站起来，用带有皖北口音的普通话说：“我说一下我的意见，不正确的大家纠正。”郑总认为，评价一个教授级高工，既要重学历，但不能唯学历，关键要看他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和水平；既要重论文，但不能唯论文，关键要看他解决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中遇到难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既要重奖项，但不能以获奖的多少来衡量，关键要看他负责的项目质量如何、能否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他的这些观点得到大家普遍认可。评委们按照这一原则，开始对有争议的申报者一一进行复议、比较、甄别，开始最后一轮的评审工作。大家认识一致，一定要选拔出一批扎根基层、有真才实学、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既不埋没人才，又不降低标准。

 

长江委宜昌培训中心的斜对面，是横卧在长江上雄伟壮观的葛洲坝。

评审会开始后的第二清晨，我起了个大早，准备沿后山道路走一圈。当我走出培训中心时，看见郑总站在培训中心前的广场边，久久地凝望着葛洲坝出神。我走到他跟前，问了早安，不仅感叹：这个万里长江第一坝，真是太壮观了。

郑总也不仅长叹一声说：“是啊，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在长江干流上建的工程，难度很大，太不容易了！”郑总将头扭向长江上游，指着两山之间的峡口对我说，那是西陵峡口的南津关，是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我顺着他的指向望去，只见这晨雾迷蒙中南津关峡口像一个瓶口，长江从这里奔流而出，像一把大伞一样敞开来，缓缓地流下来，直到被葛洲坝拦住去路。郑总又将头扭过来，指着葛洲坝对我说，这葛洲坝原是长江上的一个江心小岛，江水流到这里，江面的宽度一下子铺开到两千多米，比南津关陡然增加近十倍。这里的江心原有两个沙洲，一大一小，大的沙洲叫西坎，小的江心岛就是葛洲坝。两个沙洲把江水分成大江、二江、三江三条河道。修建葛洲坝工程，最难的是将这滚滚长江拦腰截断。

郑总告诉我，他1974年便担负起葛洲坝导流围堰和大江截流设计的任务。刚到这里时，负责施工导流与截流技术，主要是分析研究葛洲坝上下游的水文、地形、地质、水文地质、枢纽布置及施工条件等基本资料，在这些条件充分保证的前提下，选定导流标准、划分导流时段，确定导流设计流量。在此基础上，选定导流方案及导流建筑物的型式，确定导流建筑物的布置、构造及尺寸，还要拟定导流围堰等建筑物的修建、拆除、堵塞的施工方法，以及截断河床水流、拦洪度汛及基坑排水的措施等。当时，主要是利用坝址处的葛洲坝岛和西坝岛把长江分割为大江、二江、三江的有利地形以及二、三江在枯水期为滩地河床的条件,采用分期导流的方式进行施工。第一期先围二、三江，修建二江泄水闸、电厂和三江冲砂闸、船闸。第二期就是截断大江，迫使江水改从二、三江建筑物宣泄，进行大江电厂、冲砂闸和船闸的施工，并利用大江上游围堰拦蓄库水，使一期工程发挥通航发电作用。

郑总凝望着江面，深情地说，这长江可不比黄河，当年黄河三门峡截流时，最大的流量是每秒2030立米。而长江葛洲坝截流时，流量达到每秒4720立米，这在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当时葛洲坝截流时有五大建筑，两座船闸，一座冲砂闸，一座水电站，一座泄水闸，从江左岸至江心组成高出河床40米的大坝横截二江、三江，紧连大坝的截流戗堤紧扼大江咽喉。随着龙口的不断缩小，水头落差高达3米多，流速越来越快，截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偌大的混凝土预制块投下去，很快就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打了水漂。

在葛洲坝大坝截流时，已经年过不惑的他，在葛洲坝工地已经摸爬滚打了7年。当时，他作为导流组组长，面对水流湍急、落差高大、截流抛入物很快被吞没的严峻局面，他提出了“钢筋石笼”为截流龙口护底的方案。就是将钢筋通过电焊成网片，再将网片组装成矩形网笼，填充石料或预制块，在龙口底部组成钢铁长城。然后将每个25吨、形状像粽子一样的混凝土四面体，用钢丝绳像串珠子一般连成串，用数台大马力推土机一起将它们推填进翻腾咆哮的巨龙口中。这种方法很有效。截流从1981年1月3日上午七点半开始，1月4日下午8点之前完工，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

郑总谈到大坝截流，真是如数家珍。我感到，这座银灰色的葛洲坝不仅横卧在大江之上，也已深深地嵌入了他的心中。

后来我才了解到，郑总的“钢筋石笼”技术，为大江截流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永远载入了葛洲坝建设的史册。人类首次腰斩长江，让世界为之震惊。一位美国人在参观葛洲坝以后写的一篇介绍文章中，把葛洲坝比作“中国的新长城”。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为万里长江第一坝截流成功发表社论，认为这“和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一样了不起”。这些像“粽子”形状的混凝土四面体，由于在大江截流时的特殊贡献，在纪念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30周年之际，被制作成“大江截流”纪念雕塑，高高地耸立大坝顶上。它让来这里人们永远记住，中国人既有超凡的勇气，又有超凡智慧。

 

2001年5月19日上午，教授级高工评委会经过几轮磋商，进行了投票。我们工作人员对投票结果进行统计后，写出了评审报告，圆满完成了评审工作。大家一下子感到轻松起来。郑总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对大家说：“大家难得来一趟，下午我陪大家参观三峡建设工地。”“好——”评委们高兴地举起了双手。

长江两岸山岭逶迤，在烟雨朦胧中，绿色愈发生机盎然。正在建设中的三峡大坝已经横卧在平静的长江之上。工地上，塔带机、履带机、胎带机轰隆运转，高架门机、拌合楼巍然耸立，长长的吊臂吊着混凝土预制块在高空中忙碌的运行。

郑总让工作人员为我们每人发了一顶白色的安全帽戴在头上。进入工地，他一边走，一边为我们介绍着工程的进展情况。他说，三峡工程是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决议的，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建设，1997年11月8日，实施大江截流合龙。目前施工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坝的混凝土浇筑。说着，他指着正在运转的大型塔带机、胎带机、缆机、拌和楼说，现在，全靠这些从国外进口的大家伙干活呢。去年一年，混凝土浇筑达到540多万立方米，一天的强度就达到2.2万立方米，这在世界上施工建设史是没有过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做到。说到这里，他的眼里泛着泪花。我知道，他这是在由衷地为我们三峡的建设者而自豪。

郑总带我们来到大坝前，扬起头来，指着一台塔带机说，这家伙去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大坝的升高，它的个儿开始慢慢够不着了。现在大坝高度快到170米高了，混凝土浇筑主要靠缆机配合高架门机入仓。我们顺着他的指向，看到缆机利用高架门机架上的承载索作为轨道，将一车车装满水泥的小车运上大坝。大坝浇筑已经进入空洞部位，厂房已开始浇二期保温保压混凝土和进行板梁结构施工。

来到永久船闸前，正赶上三峡首台机蜗壳二期砼胜利完成。郑总介绍说，三峡首批发电机组蜗壳浇筑分两期完成，一期为蜗壳的十四个支墩，承担自重及水流重量；二期为蜗壳回填掩埋，可以使之达到六十七米的设计高程。由于发电机组发电时水流产生的压力会造成蜗壳的受力膨胀，蜗壳二期浇筑必须充分考虑水轮机工作状态下的受力状况，首批发电机组蜗壳浇筑首次独立采用“蜗壳充水保温保压混凝土浇筑技术”。这一技术目前只在世界上少数大型水电站施工中使用过。三峡工程发电机组蜗壳内的容水量近六千吨，保温保压时间长达半年，技术难度大，在三峡工程中使用该技术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三峡工程首批发电机组首开蜗壳混凝土二期浇筑胜利完成，标志着三峡工程首批发电机组安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听了郑总这些非常专业的介绍，似懂非懂。只知道三峡工程因为这个首台机蜗壳二期砼胜利完成而进入“新的阶段”。大家为了三峡工程建设这个“新的阶段”而高兴，便纷纷与郑总在“三峡首台机蜗壳二期砼胜利完成庆功会”红底白字的横幅前合影留念。　

 

随着三峡建设进度的不断加快，郑总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为了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三峡设计的实施中去，后来辞去了部教授级高工评委，推荐时任长江委副总工的刘宁接替他的评委工作。

自从他辞去评委之后，我就很难再有机会与他接触。只是在宜昌开会或陪老同志参观三峡工程时，抽时间去看看他。但每次都很匆忙，说不上几句话。

2016年春，网络、微信中出现一波对三峡工程非议的文章，包括《三峡大坝何去何从》《三峡大坝终将炸掉》《三峡欠一个向国人跪地谢罪的最后仪式》等等。这些文章不仅给社会上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造成了极大误导，也在老同志中造成很大的混乱。不少老同志将这些文章从微信中转发给我，希望部里能组织专家向社会各界介绍三峡工程建成后发挥的巨大效益，回应一下这些奇谈怪论，以正视听。我打电话联系郑总，希望他能抽出时间来北京，或者什么时候出差来北京，为水利部的老同志做一次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郑总在电话中对我说，三峡工程无论是在建设前，还是建成后，各种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这些议论分两种：一种是以对三峡工程负责的态度，真诚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少数则是不怀好意、居心叵测地进行攻击和抹黑。对于善意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认真听取，汲取其科学的成分，将三峡有可能出现的负面东西降低到最低。对于没有科学依据的恶意诽谤，必须进行有理有据的回击。他说自己去年查出原发性肝癌，已经做过手术，现在每三个月都要去医院做治疗，手头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不便于就此事来北京。临末，他要我代他向部机关几位从事过三峡论证和建设的老朋友问好。

知道郑总的近况之后，我对他的身体情况非常担心，当然不忍心给他增添负担。2016年7月5日，我们邀请水利部原三峡工程办公室主任杨启声为部机关老同志做了《中国共产党与三峡建设》的报告。杨启声在报告中讲述了党中央历代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重视和关切，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众多专家和社会人士对三峡工程论证的艰难过程，讲述了工程论证和建设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杨启声说，水灾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毛泽东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问题，提出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设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问题。以后历代领导人都初心不改，高度重视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工作。在三峡论证过程中，针对一些人对专家们的科学结论的质疑，专家们以真诚的态度，不厌其烦地反复做解释说服工作，不断消除各方面的疑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建成了这个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峡工程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初衷是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结果。老同志们对讲座反响强烈。我们将报告的内容通过公众号向社会各界进行了宣传，有力地回应了有关人士对三峡工程的攻击。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郑总。郑总高兴地连声说：“好！好！你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让参与过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的老同志现身说法，最有说服力。”

不久，郑总告诉我，近期的《瞭望》周刊，有一篇关于他的访谈，希望我能找来看看，可以弥补他不能来北京做报告的遗憾。我按照他的嘱咐，找来了发刊于2016年8月8日的《瞭望》周刊。周刊中有一篇《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防洪成效显著——专访三峡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的文章。郑总在这篇访谈中指出，三峡处于长江上游来水进入中下游平原河道的“咽喉”，紧邻长江防洪形势最为严峻的荆江河段，地理位置优越，三峡工程对长江上游洪水的控制作用是上游干支流水库不能替代的。三峡工程可以控制荆江河段95％的洪水来量，三峡水库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最直接、最有效，就好比是控制进入荆江洪水大小的“总开关”。如何认识三峡，需要一个科学精神和客观认识作为基础。社会上有很多对三峡的误解和质疑是因为缺乏科学的了解。三峡在长江防洪体系里确实是关键一环，作用很大，但不同的气象、水文、洪水情况，效果是不一样的。不能认为有了三峡，长江就不会再遭洪水，给三峡贴“万能”标签；也不能出现了洪水灾情，就全面否定三峡的作用。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客观的。

郑总的这篇访谈，语言平和，有理有据，有力地回应了社会上一些人士对三峡工程的片面认识和恶意攻击。我将郑总的这篇访谈，转发给了多个老干部群，受到不少老同志的点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9年7月1日，境外一个反华账号突然发帖，帖子上“披露”三峡大坝坝体出现扭曲的图片。图片说明源自于美国谷歌卫星照片，宣称“三峡大坝已经变形，一旦溃堤，半个中国将生灵涂炭”。于是，网络上有关“三峡大坝即将垮塌，下游几百万人危在旦夕”的传言不胫而走。特别是还有一位旅居国外、自称“水利专家”的人，透露说“三峡大坝是走动的，这种设计决定了三峡大坝的脆弱性”。他称“三峡大坝的块体与基础并非一体，大坝的混凝土坝块是摆在岩石上的，所以受到水压力和温度的影响，它会发生不同的变形和位移，也就是说大坝在走。”一时间让人感觉到，似乎中国的水利专家们都不敢说出真相。这种传言一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相信吧，这个信息似乎“有图，有真相”。相信吧，这一信息感觉也太离谱了。部机关不少老同志和一些部委的老朋友都将这一图片和信息转发给我，希望我能对此事有一个正确的解答。此时，我又想到了郑总，他是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请他出面回应，一定会揭穿这一谎言，消除人们的慌乱。

但这时的郑总，已是病魔缠身。他刚刚出版了260万字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的鸿篇巨著，又在紧张地修订200多万字的《长江三峡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他在与病魔作战、与生命赛跑。我更不敢打扰他宝贵的时间。与他联系时，他说，水利部参与三峡工程的专家很多，现在国务院三峡办也合并到了水利部，可以请原三峡办的专家来做报告，有针对性地回击一下。7月11日，水利部举办“讲述部史部风、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邀请水利部原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李昌凡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厚群两位同志讲党课。陈厚群院士的报告，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述了对初心使命的感悟，顺便回应了三峡大坝“走动”之说。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质检专家组组长，陈厚群认为三峡大坝累积垂直位移在1.45-26.69毫米之间，符合规律并且各项指标均在设计范围之内。那些“坝体出现扭曲”的图片和文章是不客观、不真实的。

按照郑总的建议，我约请了原国务院三峡办巡视员陶景良针对境外媒体对三峡工程的谣言进行回击。陶景良曾任原国务院三峡建委技术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教授级高工，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时，他担任中央电视台截流现场直播嘉宾主持人，亲自参与并见证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历程，对三峡工程的建设的历史、现状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为了增强这次报告会的影响力，我感到仅以离退休干部局的名义是不够的。2019年9月3日下午，我联合三峡工程管理司、中国水利学会，共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题报告会，请陶景良作了《国之重器——长江三峡工程》专题报告。陶景良从三峡工程的历史回顾、巨大而显著的综合效应、创新型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等十二个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针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作了回应。他认为，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其规模巨大、技术复杂、效益显著、影响深远，消除了长期以来长江中下游洪水肆掠的“国家心腹大患”。2010年汛后至今，每年都蓄水至正常蓄水位175米。挡水、发电、通航等建筑物各项监测数据正常，库区移民生产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库岸（总长5711公里）总体稳定，三峡工程巨大的防洪效益、发电效应、航运效益、水资源利用效益、生态环境保护效益等综合效益正在全面发挥。三峡工程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使汉口至重庆的航道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万吨级船队可从上海直达重庆；对促进西南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电站是我国第一座发电量突破1万亿kWh的水电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三峡水库还是我国最大的战略性淡水资源储备库。三峡工程巨型混凝土重力坝是一座丰碑，它镌刻着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记录着伟大祖国由弱变强、不再任人欺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创业史。我主持了这次报告会。结合陶景良的报告，我对老同志和在职职工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充分认识三峡工程的深远影响，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四个自信”；二是深入了解三峡工程的热点问题，及时澄清三峡工程的史实事实；三是全面宣传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进一步激发水利人的初心使命。

郑总对我组织的这次报告会很满意。随后，他又向我介绍了他近期的发表的几篇文章，让我作为这次报告会内容的“补充”。这些文章分别是发表在《人民长江》2018年21期的《三峡工程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关键地位与作用》、《人民长江》2019年 第1期上的《三峡工程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高安全保障与环境保护》等，都是他抱病写出来的。他在这些文章中认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三峡工程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供了防洪、供水、航运和电力安全保障。安全方面,三峡工程有效地调控长江洪水,使长江中下游防洪标准有了较大的提高;供水方面,三峡水库是我国最大的淡水资源战略性水库,库区干流水质总体稳定在Ⅱ～Ⅲ类，保障了长江中下游城市和乡村供水安全；航运方面，三峡工程是长江航运发展中的关键性工程，使川江和荆江河江河段变为真正的"黄金水道"，促进了长江航运优质快速地发展；电力方面,三峡工程在我国能源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华中,华东地区及广东省提供优质电力,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此外，三峡工程在保护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减少大气与环境污染，促进长江绿色航运发展，改善大坝下游河道水质，建设生态文明、环境优良、绿水青山的新型库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在文章中指出，应该认识到，在三峡水库库区建设三峡水库生态屏障区,发挥三峡工程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保障长江流域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

对于郑总这些文章的重要观点，我补充到了我的讲稿之中。在应邀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有关省市的离退休干部和工作人员培训讲课时，谈到三峡工程，我都引用了郑总的文章的观点，增强了我讲课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得到参加培训人员的高度评价。

 

2019年9月25日上午，“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大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表彰张富清等278名个人、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等22个集体。习近平总书记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要广泛宣传“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用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守爱国情怀、坚定奋斗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在这次会议上，郑守仁院士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尚在医院住院的郑总向医生请假，抱病来京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认为“最美奋斗者”这个奖章并不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国家对三峡工程技术团队的肯定。他挣扎着也要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奖代表着国家对三峡工程这一大国重器的高度重视，是无数人为三峡工程付出的心血凝成的。

我本想在表彰大会前一天晚上去看看他，但他当时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为了保障第二天能够有精力出席表彰大会，我还是忍住没有去打扰他，只能在电视中看他领奖、看他发表感言。他在感言中说：“作为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发扬不怕苦不怕难的奋斗精神，攻坚克难，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三峡工程是长江水利委员会这个群体的心血，是我们水利人共同的孩子。获得这个荣誉，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的肯定，对所有参与建设、维护、运营三峡大坝的人的肯定，感谢大家用行动守护长江，守护三峡。”他的感言语速缓慢而凝重，苍白而沧桑的脸上露出水利人自豪的神情。

郑总在表彰大会之后便匆匆回了武汉。我以为来日方长，等去武汉出差时再去看他。谁料想，2020年初武汉发生了疫情，看望郑总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2020年7月24日，郑守仁在武汉逝世。悲痛和遗憾让我感到窒息。无法去武汉为他送行，只能在第二天的朋友圈中发了一首我写给他的诗《七绝•悼郑守仁院士》：“一生治水只求真，工地为家唯守仁。情满江河比大禹，功垂史册述初心。” 表达我对他深深的哀思和敬意。这首诗发表在7月30日的《中国水利报》上。 

长江滚滚，怀念无期。大坝为证，巨匠永存。

作者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水利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此文完成于2021年1月15日。

编辑：常小靠 孙业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