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在我下乡的红石三队，有个木匠房。


它孤独地坐落于村中央，紧邻村中道路的交叉口，距队部只隔一条道。两间土坯房打通成一大间，屋里摆放着做木工活的案子和马凳，散放着斧子、锯和刨子等工具，堆放了几件犁杖等农具的半成品。房子前面垛着几根直径在半米粗、大约能有3米多长的原木，其中有松木、榆木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硬杂木。


木匠师傅鲍学童和李学忠，每天就在这里叮叮当当地凿卯、吱吱嘎嘎地拉锯，在村子里演奏着永不停息的乐章。两位师傅不仅负责生产农具的修缮，还要承接队里社员零碎活，各家各户使用的桌椅板凳、锅盖面板基本上都出自他俩之手。


鲍学童和李学忠的手艺在十里八村都小有名气，所以一年四季活计不断。两位师傅岁数相仿，当年五十来岁，中等身材，一胖一瘦，李大叔显得单薄一些。鲍学童是全队中三个光棍汉之一，常年在哥哥鲍学仁家食宿。他一直未婚，每天嘴里吧嗒着一根尺把长的烟袋，不紧不慢地干着木匠活，从他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上，很少看到喜悦或忧伤的表情。除了每天的木匠活，他从来不参加上趟子劳动，木匠房就是他寸步不离的作业场。他为人和善，队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当面背后都称呼他“老木匠”。李学忠跟鲍学童的情况截然不同，三间土坯房，两儿两女六口之家，虽说不富裕，也算温饱有余。他聪明好学、半路出家，把自己逐步变成了手艺人。农忙时他也跟着大伙一样下地干农活，容空时他就回去干木匠活。


平时的木匠房好似民情评论场。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都愿意到这里歇歇脚，抽上两袋烟，唠上几句嗑，相互打个招呼，也能释放一下心中的郁闷。特别是涉及到婚丧嫁娶事宜，都得到这里探讨家具的样式，用什么样的材料，需要多少花销。每当这个时候，人们会发现，鲍大叔默不作声。当有人提醒一句：“老木匠，你咋不吭声呢？”鲍大叔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哒两下，站起身来，长叹一声再不作声。当年在红石村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男的闯关东挣着钱，也要带回山东老家孝敬父母，这叫“衣锦还乡”。鲍大叔可能也在追求这个还乡梦吧！当年我看不出鲍大叔有什么不良嗜好，也没看见他买过什么值钱的玩艺，当人家说钱紧时，他也跟着说钱不够花。大家猜测他是在攒钱，为的是有一天他要回家。可惜的是大叔没有等到那一天。1972年秋天一个傍晚，身体魁梧的鲍大叔生病了，经大队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初步诊断：心脑血管方面疾病，属于重患，建议到大医院救治。生产队不敢怠慢，立即派出6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用门板抬着大叔往敦化县城赶，结果走到半道，大叔就咽气了，临终之时也没留下什么话。直到将近50年后的今天，我还依然记得大叔的音容笑貌和说话时那嗑嗑巴巴异常费劲的样子。


我们这些知青来到红石村，那是一件多少年没有过的稀奇事。1968年11月，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刚到红石三队时，当时用于安置知青的房子没有修缮完，19名男女同学分三处居住，我就住在李大叔家的西屋，时间长达大半年。在李大叔家借住期间，与大叔一家相处得非常好。大叔身体不太好，我们就把每天挑水劈柴等较重的家务活承担下来，好像一夜之间都懂事了。


李大叔家风淳朴，为人和善。大叔的长女叫金兰，比我们大两岁，有时衣服刮破了或者缺个针头线脑时，我们就向大姐求援，大姐顺手把衣服拿去，工夫不大就把衣服缝补好了。大叔的长子叫金玉，当年还在红石小学读书，集体户女生任教期间，还给他进行过辅导，长大后金玉成为红石小学校公办教师。在举目无亲的生疏之地，能够得到大叔一家人的无私帮助，无疑是久旱逢甘露，天寒获薪炭。


1970年冬天，就在我穿上军装，即将离开红石村的前两天，我特意到大叔家坐了坐，感谢他们一家人这些年来的关心受护，为他们再挑两担水，算是最后的道别。临走时大婶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总是放心不下，语重深长地说：“你这回走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再回红石村，这辈子能不能再看到你们那都得两说着啦！”2000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30年的红石村，经打听大叔大婶已经故去，大姐嫁到狼洞沟村，其余的兄弟姊妹一切安好。我在心痛之余，从内心深处为大叔大婶祈祷，护佑你们的子孙后代事业有成、吉祥安康吧！


去年8月我又回到红石村，在刘文江兄弟的引领下，特意到木匠房原址处去看了看，刘文江对我讲：“现在从种到收，我们村都实行机械化了，木匠房已经拆了多年。”现在那里已是旧貌换新颜，建起了村委会办公室，拓宽了水泥路，两路交会形成小广场，安装上路灯，摆放一些固定座椅，配上路边五颜六色的花卉，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中心。看到这些，我情不自禁发出感慨，这50年红石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我相信红石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